近年随着商贸文化的繁荣，冀商文化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冀商文化研究和冀商组织也逐渐壮大，对冀商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形势可喜。尚需努力。
　   笔者长期从事河北历史文化研究，也长期从事历史文化和旅游品牌的策划。对河北商贸历史文化做了一些研究，对河北商贸历史文化的品牌发掘用功尤多。我认为，冀商文化的根脉在历史，冀商文化的繁荣在品牌，冀商文化的发展在传承，冀商文化的支撑在产业。
　　1、中国商人从滹沱河走来。
　　商，现代汉语中指商人、商业，从事贸易为商。但从语源来看，商原本是一个民族，就是商汤祖先的民族，因为商汤祖先王亥是中国商贸的鼻祖，封于商，故名商。
　　那么，商族祖先从哪里来？商的发祥地在哪里？随着学术研究和考古学的深入，目前，可以肯定地说，滹沱河流域，就是商文化发祥地。
　　关于商族的起源，古代典籍记载了一些传说。尧舜时期，商族部落从北方兴起，始祖契。其母简狄，有娀氏之女。在河北新乐、无极，出土了带有“娀”和“甲戎”等族徽的青铜器。而且在元氏县南张村出土的西周軧侯青铜簋铭文中，也记载滹沱河一带有“隹戎”聚居。所以，滹沱河以北，是商民族祖先契母亲的故居地。
　　契被唐尧封为司徒。《史记·殷本纪》引用《世本》说“契居蕃。”
　　商始祖契的发祥地 “蕃”没有争议。可是 “蕃”在哪里？历来争执不休。有说商始居地在今陕西境内，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认为“蕃”，应该是鲁国的蕃县（今山东滕县）。还有人说商族的起源地在河南的豫北。还有的学者主张，辽宁朝阳、内蒙古自治区赤峰一带的红山文化发祥地，是商民族居住的蕃。
　　这些论断，都存在自相矛盾的缺陷，尤其是很难从文献、传说与考古学证据三个方面相互印证。
　　其实，商族先祖居住地在滹沱河畔，黄壁庄水库一带。汉代“蕃吾”。这可以得到文献、传说、考古学文物证据等一系列的证明。
　　从字音印证。古代蒲吾、蕃吾、番禺，读音是一样的。因此，契居蕃，就是居住在番吾。文献还记载：契的儿子昭明居住在砥石。
　　《世本》记载：“昭明居砥石。”砥石在哪里？
　　郭沫若先生认为，昭明居砥石，在河北省元氏、高邑一带泜水、石跻水流域。商民族的祖先居住在黄壁庄水库一带，他的儿子居住在元氏、临城一带。
　　说明，商民族的祖先，从滹沱河一带，向南迁徙，到了泜水河畔。
　　这些历史记载，得到考古学越来越多的证据。
　　1954年冬在石家庄市区发现的市庄遗址，经鉴定为先商文化遗址，出土了石器、骨器和陶器，这是河北省最早发现的先商文化遗址。
　　后来，在位于市区北杜西南，又发现了同类遗址，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有磨光石斧、带孔的石刀，及陶器残片。根据出土文物特征，当时，被推断属于二里头类型的遗址。也就是相当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的下文化遗址。但从器物类型来看，与夏文化差距巨大，更像是商以前的文化类型。。
　　之后，考古工作者锲而不舍地在滹沱河流域探寻着，这样的发现越来越多。
　　2010年，在鹿泉市北胡庄发现了一处巨大的遗址，距今4000到3600年的。出土大量陶片，以及石铲、骨锥等生产、生活工具和一副完整的鹿角。推断是先商人类长期的居住点，从出土的器物可以看出先商时的人们以农业为主，另外也打猎，居住的房屋有半地穴，也有的是地面建筑
　　同时，在赞皇南马村又发现一处大规模先商遗址，总面积上万平方米。省文研所、石家庄市文物局等组成的考古队，进行发掘，出土的陶片有上万件，复原了30多件陶器，还出土了石铲、石镰、骨锥、骨簪等小型器物200多件。根据出土器物判断，是一处重要的先商遗址。”
　　这一系列商代以前的商文化遗址，证明，从滹沱河畔的黄壁庄，到泜水流域的高邑、元氏至漳河一带，就是商族的发祥地。
　　先商民族从滹沱河走来。这里是商民族祖先的发祥地，这是冀商文化的品牌之一，也是冀商文化的一张名片。
　　2、冀商文化是战国秦汉时期不可忽视的势力
　　战国时期的赵国和中山国，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史记·货殖列传》称：“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怀急，仰机利而食”。中山国不仅舆内商业发达，而且与中原诸国贸易往来密切。《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原两个繁荣的城邑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轵(河南济源县南部)都曾“北贾赵、中山”。石家庄及周围各县的中山国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燕齐等国的刀币和赵国布币证明，中山时期这一带与邻国间贸易频繁。中山墓群中出土的玉器，制作材料来源极广，据鉴定有新疆子玉、辽宁岫岩玉、河南独山玉、及张家口北部新河地区玛瑙等，表明中山国对外贸易范围甚为广远。
　　中山商业的繁荣与兴旺，增强了农与牧、农牧与手工业之间的物质联系。加强了与中原各国经济文化交流。
　　秦汉时期当时河北商贸比较发达，各类物品皆靠“商而通之”。《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说得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桑弘羊在《盐铁论·通有》中说：邯郸到常山、真定一带的赵国、中山故地，“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在他看来，这一带的民风是不务正业、弃农经商者较多。这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这一带民风和商贸情况的记载基本一致。所以，这里涌现出很多名商大贾。其中著名的吕不韦就是邯郸城里首富的商人。
　　因此，战国秦汉河北名商大贾，足以颠覆诸侯大国的经济。这是冀商文化在那个时代的一个高峰。
　　3、冀商支撑了丝绸之路的千年辉煌
　　河北滹沱河流域是中国丝织业的发祥地之一，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5500年期的陶蚕蛹和丝纺织用的陶纺轮、丝织骨匕，都是中国最早的丝织业的实物。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丝织品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皱丝织物。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墓出土的丝织品品种繁多，技艺高超，是目前诸侯各国发现的最高水平的丝织品。
　　汉代开始，河北就是丝绸之路上精美丝织品的产地。而且到明代棉花种植业在河北普及以前，河北始终是丝织业繁荣之地。
　　《西京杂记》载，西汉的钜鹿郡盛产名缣丝纺织品著称于世。巨鹿陈宝光家，能织造名贵的散花绫，大将军霍光的妻子赠送给宫廷妇科女御医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自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做之。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东观汉记·马援传》中也称，马援奉命北征右北平，光武帝刘秀“赐援巨鹿缣三百匹。”可见两汉时期巨鹿是全国著名的丝纺织业产地。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河北成为曹操根基之地。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将两汉时期一直按照人丁征收赋税的制度改为以户为单位征收绵和绢等丝纺织品。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这种制度在冀州实施，一是因为曹操首先控制冀州、挟天子以令诸侯，二是说明冀州的家庭蚕桑养殖和丝纺织具有广泛性。后世的文学家左思在《三都赋·魏都赋》中，盛赞 “绵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緫清河。”说明当时的襄邑（今邢台）、朝歌（今河南淇县）、清河（今临清县东）、房子（今高邑县西南古城）4个地方的丝纺织品名冠北方。
　　唐代的河北是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技术和产量远远超过江南，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丝纺织品基地。
　　《通典·赋税》记载，唐开元年间全国总贡赋丝织品三千四百十九匹，其中河北道贡一千七百六十五匹，占全国总量的51.6%，其中定州丝纺织品产量居全国之首，贡赋达一千五百七十五匹，占全国的46％。这足以说明河北道及其中部的定州、恒赵诸州丝纺织业在全国的地位。
　　据《新唐书·地理志》和唐代河北籍地理学家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记载：河北地区不仅丝纺织业产量居全国前列，且丝纺织品的技艺很高，用作国际交流和朝廷赏赐的特种丝织品，大都出自河北。河北道有五州十二个特种丝织品，远胜于河南和江南道，居全国十道之首。其中定州的罗、细绫、瑞绫、两巢绫、独巢绫、二包绫、熟线绫；恒州的孔雀罗，瓜子罗、春罗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特种高级丝织品。其中定州的特种丝织品两巢绫每年贡十四匹。
　　《唐六典》把贡赋的丝织品“绢分为八等，布分为九等”。恒、赵、定州的绢为4等。《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开元时恒州贡罗，赋绵和绢。赵州贡丝、赋绵和绢。
　　据张骛《朝野佥载》载，定州何名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纺织手工业作坊。
　　五代时期，河北中部仍是北方重要的丝纺织业中心。契丹侵占云燕十六州，经常南下河北中部，包括对河北中部财务金帛、丝织品的垂涎。不仅掠抢财物，还把河北许多纺织业工匠户劫掠到北国。《辽史·地理志》记载，“弘政县（今辽宁义县东北）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纴，多技巧。”
　　《宋史》说，北宋河北仍是“蚕丝、织纴之所出”的地区，有“衣被天下”之称。据《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文献中记载，河北中部真定府（治今正定县）、庆源府（治今赵县）、定州、深州、祁州等地的土贡为罗、绢、绵、绫、花絁等丝织品。 “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这是国家垄断的地方丝织业。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朝廷在真定设场院，贡绢中的“纤丽之物”就有真定主织的锦绮、鹿胎、透背等闻名遐迩的高级丝织品，专供皇室使用。
　　当时学者陶谷在《清异录》中列有天下“九福”，而“燕赵衣服福”。
　　4、冀商是茶马互市的民族融合使者。
　　宋代河北是宋辽边界，当时的北岳恒山（今阜平县大茂山）沿白沟、拒马河、海河，就是边界之地。河北的雄州、霸州、保定军、定州等地都是宋辽茶马互市的边贸之地。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太宗就“始令镇、定、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辽）交易”，即设立专门榷场，官方办交易，但不久因宋辽战争而中止。按宋代商业政策，“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原则上是食盐官营，但河北驻军甚多，运输紧张，所以“河北诸州盐法，并许通行，量收税钱，每斤过境一文，住卖二文”。因此各州县皆有盐商。
　　茶叶既是北宋的重要外贸商品，也作为军需品供应军队。河北驻军成尤多，且是与辽进行茶马贸易的必经之地。因此茶叶价格和朝廷的茶商政策对河北各州影响很大。宋初茶叶专卖，官府收茶（称“入中”）后以进价数倍批发给茶商。商人贸易于边境州郡。
　　冀商成为支撑茶马互市、促进汉族与契丹等民族融合的商贸使者。
　　5、河北是元明清京畿商贸之根基。
　　自从元世祖忽必烈请河北人刘秉忠主持规划建造的元大都以后，河北属于中书省，就成为京畿之地。冀商就成为京畿商贸繁荣的重要支撑。在元朝各地的榷场征收的商贸税负中，河北的商贸课税占据了重要地位，是支撑封建国家国库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明代冀商成为支撑大明王朝军资供应的重要力量。景泰四年（1453年），提督大同年务左副都御史年富在一份奏折中说：“山西、河南、真定、保定、临清等处军民客商，往大同、宣府输纳粮草、军装及贩马牛、布绢、香茶、器皿、果品，先从紫荆、倒马二关入，后因过紫荆关者须赴后府给要，以此俱从倒马关入”。
　　可见河北张家口、河北中南部的商人，为明王朝的驻军供售大量军资。而周边各省的商人进入京畿，必须经过河北，冀商赢得了贸易京师的地缘优势，他们扬长避短，借势而为。I譬如河间府地处偏东，是两京（即北京和南京）间必经之路， “商旅多出其途”，南来北往的商货都云集于此。“河间行货之商，皆贩缯。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
　　京师建筑需用木材，而太行山盛产松柏，冀商借势而贩木。明正统六年（1441年），在真定府南关设抽印木植税课厂，另有顺德（今邢台市）、广平府也设抽分厂。这些厂都位在滹沱河、滏阳河要津，收取贩运商税。靠滏阳河、滹沱河的舟楫之利，“永、邯西山窑出煤、石炭及磁之器皿、矾皂、红土之货，由船载至曲、鸡等县，顺（德）、真（定）、河间等府，咸取足焉”。同时，商船还将长芦盐“自运河入滏，经河间，真（定）、顺（德）、广（平），上至磁州”。这些商旅皆“富商大贾自远方而来，泛舟以利”。
　　清代不少冀商进京从事贸易，成为北京城里一股商贸势力。
　　冀商的历史，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画卷，一代又一代的冀商，在中国商贸历史上书写着辉煌，留下了财富与悲壮。
　　到了共和国的领袖们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石家庄、平山县、西柏坡，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雏形华北人民政府的诞生地，华北人民政府的商贸事业从这里走来，华北人民政府的税务、财贸都从这里诞生，因此，河北省也是新中国商业贸易的发祥地。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世界各国商帮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当代到冀商肩负着传承历史、弘扬文化、再创辉煌的历史使命，因此，所有河北的商人、商业、商界，都要珍视冀商文化的历史品牌，发掘利用冀商文化的传统精华，发扬冀商“兼收并蓄、仁厚诚信、相互扶助、笃信大德”的精神内核，再创冀商文化新的辉煌。